中国足球 请从想办法让球迷掏钱开始重生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于今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2023赛季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联赛准入俱乐部名单。此前因发动“会员制自救”而备受各界关注的陕西长安竞技无缘新赛季的中甲联赛。

 笔者之前写过一篇关于《从AFC温布尔登的运营看陕西长安竞技的会员制自救》的文章，旨在探讨足球俱乐部到底应该如何运营的问题，其中引用了大连人主教练谢晖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

球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存在的动力也是意义。没有市场，是因为我们从来就不够用心去培育这个市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球迷市场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搭建起来的，但是如果不做，永远不会有。

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来继续探讨中国足球俱乐部的运营问题。

在聊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首先必须要思考的话题：

足球俱乐部到底为谁而服务？

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中国足球搞了30年都还没弄明白。

从逻辑上来说，足球天然为球迷而服务。一般而言，俱乐部的收入由三部分组成：

转播费、商业收入和比赛日收入

哪块跟球迷没关系？

球迷越多，转播费就越高；

球迷越多，为职业俱乐部的投入的消费也就越多；

球迷越多，门票收入和衍生收入也就越多。

以世界上收入排名前20的俱乐部为例，除开2020-21的疫情赛季之外，商业收入-转播收入-比赛日收入的比例基本上是在40:45:15之间：

收入越高，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本身、青训和相关产业才能发展起来，才会有更多的苗子愿意参与到足球这项运动当中来，选材面广了之后，天才才更有机会被挑选出来，那么出成绩的概率才会越高。

但是，如此显而易见的数据模型，对于中超公司及各俱乐部来说似乎非常的费解。

以2019赛季的广州恒大队为例，2019年的广州恒大队应该是公开数据所能查询到的中超俱乐部收入之最，营业收入达到了7.82亿元。

但是，看似光鲜的营收背后却是巨大的财政窟窿和不得不作为母公司广告部而存在的荒诞。

从收入上来看，广州恒大队的广告收入虽然高达5.66亿元，然而母公司恒大地产集团却贡献了4.63亿元。刨开母公司及关联公司的赞助费外，门票收入5726万元，中超分红以及奖金收入为8700万元，球迷商品收入3672万元，加起来将将超过1.8亿元——而当年恒大队的运营成本却高达24亿元。

恒大队虽然不挣钱，但根据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投资理念：

“投资足球对股价不应该有影响，其实这是营销的策略。比如说在中央台打广告的话1秒钟大概15万元，那么我们这一场球下来，比如说4月2日中超开幕式在广州举行，有25家电视台现场直播，有300多家媒体报道。11个运动员穿着印上了‘恒大’两个字的背心，你说是不是很值钱？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如果做广告要多少钱？我认为我们搞这个足球是非常正确的。”

换句话说：

足球赚不赚钱不要紧，俱乐部母公司赚钱就行

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无厘头的投资逻辑，却被绝大多数中国足球的投资人奉为圭臬。

这是职业足球的荒诞，也是足球作为一项本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运动在中国却演变为了完全无视职业足球的根本球迷的“无根之萍”。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开展了轰轰烈烈中性名运动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在失去了原本广告部的价值之后，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俱乐部和球迷的关系：

我们的足球俱乐部，到底有没有尊重过球迷

以本文的主角所在地陕西为例。

中国足球搞职业足球联赛30年，三秦大地的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多家如今已经解散的俱乐部：

1994年，陕西民营企业家李志民以158万人民币的价格，通过投标的方式将八一队接到了西安，1996年八一离开迁至昆明。

失去了八一队的李志民在1996年创办了属于陕西人的第一家俱乐部陕西国力，并由陕西女婿贾秀全挂帅。但国力的命运最后就跟出自贾指导那句经典的“三号隋波”一样，在2000年前后被假球、黑哨、骚乱和欠薪所困扰，在远走宁波和哈尔滨不久之后就解散了。

失去了国力之后，陕西人又依样画葫芦，从上海搞来了国际队，在队中已经有了李毅、李彦、沈晗、王赟一批老国际的班底下又引入了孙继海、赵旭日、曲波、毛剑卿等中超名将，誓要为陕西足球挣回一些荣誉。最终又因为各种问题南迁贵阳，如今也已经解散。

我现在能想到的关于陕西足球最鲜活的形象，反倒是2016年10月6日在朱雀体育场外高呼“对得起我们吗”的何胜大哥...

这三十年来的陕西足球史，

又何尝不是中国足球只服务于肉食者而背离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写照？

中国足球俱乐部的商业开发理念和能力极度落后。直到2020年上海申花推出了申蓝湃，国内才有了第一个以职业足球俱乐部为依托的商业品牌。

搞到现在，也只有四件商品，大概率是喇叭腔了。

不过，如果打开申花的官方商城的话，商品的种类其实是挺全的：

哪怕是曼联的官网，周边或许也就这么几个门类：

所以我们商业化做的最好的俱乐部的周边产品并不差多少。

那么，中国足球的消费力差在哪里呢？

回到问题的本质：

差在本土化，差在消费的归属感。

2021年的时候，德勤出具过一份《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2020赛季商业价值白皮书》，其中提到了两个数字：

在2020年，对周边产品的人均消费是763元。

整个中超商店的天猫表现全年一共卖掉了6878件商品，累计销售额是150万元，流量是17.7万人。

这是什么概念？

一件中超正版球衣，429元；一件俱乐部文化衫，269元。

作为对比：

2022年9月22日，李佳琦重回淘宝直播间。开播前一小时，直播间上架的消毒液、洗脸巾、洗洁精等8款生活日用品，价格不超过100元。这些产品上架后立即被秒空，售价75元的洗脸巾被卖出了12万份，仅这8个链接的销售额就已经超过1500万元。

直播结束后，显示观看直播的人次为6352.8万。

看到中超正版球衣的价格和设计风格，我猜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绝对就俩字儿：

不值

就这么个设计风格，就这样一个明明朝不保夕还非装大爷的存活状态，中国的足球俱乐部们有什么资格让球迷们掏钱支持自己的俱乐部。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的中超俱乐部需要做的，不仅仅只是提供高质量的比赛，更需要思考如何扎根和服务自己所在的省份和市区，想办法吸引更多球迷真正成为俱乐部的衣食父母，而非想过往那样靠发米卡粮油卡和麦当劳而来的群众演员和加班人。

中国足球的再上路，

请从尊重球迷开始。